永不熄灭的明灯 四

斗争不止息

邓中夏同志经常尚同志们说，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还要善于从弯路当中找到走正确道路的经验。失败和挫折是不可怡的，怕的是受点挫折就失去信心。他是这一正确思想的传播 者，又是实践者。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这是一个阴霾笼罩、寒气逼人的冬天。这时党内许多革命同志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中夏何志就是受迫害的一个。他们不但从政治上打士他，也从经济上卡他。在他回上海以后，不分配他工作，生活没有保障，只好靠爱人夏明同志在一个工厂里当徒工所领取的微薄工资来维持连稀饭糊口都难保证的艰难生活。在这屈辱和贫寒的逆境中，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朱辱，想的是革命事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他没因遭到迫害消沉下去，而是充满了战斗的豪情。他一面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锆误，一面积极为觉 工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宽阔胸怀。渡过了他生命中极其艰难的一年。

“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党让在那里，我们就到那里”。邓中复同志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模范，勤勤垦垦为党工作的模范。在他回上海没工作，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参加基层组织的若干活动，主动担负读报、撰写传单和文章，甚至承担刻腊版、跑勤务等任务。当他接受负责党在上海“互济会”的工作时，正是“济总”处于被敌人破坏的危险境地。为了迅速恢复工作，他找到另外两位同志建立起党团组织。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很快把“互济会”恢复起来，通过它团结群众，支援在斗争中遇难的同志和朋友，妥善照顾烈士的子女 与遇难者的家属，使他们感到革命队伍中同志的、阶级的友爱与温暧。他耐心帮助从事“互济会”工作的同志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要求老同志要比一般新同志多干工作，并 带着他们前进。当他发现一位同志有不安心“互济会”工作要回苏区去，同敌人一枪一刀博斗的想法时，他热心地对他说：愿意搞武装斗争是好的，武装斗争确实很重要，好些人还未领 会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意义。但在广大白区的群众中，我们不能不进行工作。我们不能单靠武装斗争打天下。我们做事不能选择那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

最危险、最困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该义不容辞地站上去!现在红军打得很好，我们白区的工农运动配合不上，不能建立起许多新区，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它与我们回到苏区去战斗有一样的意义。在他帮助下，这位同志再没有提回苏区的要求，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

“互济会”的工作在中夏同志的领导下，有很大的成绩：上海各区被破坏的组织迅速恢复起来，“互济会”的会员有很大的发展;各阶层中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人士，采取多样形式组织起来，并采取各种办法对遇难同志进行极为广泛的救援工作，大大支持了他们在狱中的斗争。为了有力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邓中夏同志还通过“互济会”进行了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互济会”的细胞成为许多反日爱国团体的核心。

邓中夏同志从洪湖苏区来到上海以后，起初没工作，后来被分配到沪东区委当官传部长。这时，他本夹已经不负贵搞工人运动了，但他从革命全局出发，仍然时刻关心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利用一切条件积极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一九三二年“-·二八”事件以后，上海爆发了十万多工人大罢工。那时，上海工主要是纱，因此，工人多是女工，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五。当时，帅孟奇同志在沪西区的工人群众里做秘密工作。这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我们准各发动工人群众游行时，想起草“三八”节宣言，可是，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写出的宣言没有劲。这时，听说沪东区有个宣传部长很能写，于是组织上就派帅孟奇同志去找他，请他帮助修改宣言。接头时，事先约好的暗号是右腋下纽扣上扎条白手巾，见面后，她看原来是中夏同志，又感到很惊奇.本来她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是全总代表。因而，她想：他是国际上的知名人物，为什么到上海一个基层组织当领导呢?他看出了她的意思笑笑说：“共产党员嘛，那里需要就到那里”。他谈笑风生，非常愉快，边改边讲如何向群众宣传的方法。他说：宣传品要适合宣传的对象，要有煽动性，内容要活泼。女工中有许多童工，长篇大论她们看不懂。他的这些话是完全符合当时各个纱广工人的实际的、原来，上海纱厂多系日本资本家开办，他们为了更多的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除了雇用青年、成年女工外，还低价从农村中买来大批女孩当童工，青工，一进工厂就不准她们出门，她们的工钱很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都得不到饱饭吃。狠毒的厂主白天让她们如牛似马地劳动，晚上把她们集体赶入地下室中睡觉，避免同外界接触。有时即便看到了一些宣传品也看不懂，听不明白。所了中夏同志的话，我们很受启发。回去以后，沪西区工会就采取各种形式向工人进行宣传工作，比如，针对童工爱唱歌谣的特点，就编些好背、好听、好懂的童谣，说给她们，一个人学会了就传给二个 人、十个人、一百个人。邓中夏同志还亲自帮助我们编。记得他在一九三二年“三八”节时，曾编过一首歌谣，其中存一段是 这样写的：

“三八节，三八节，

劳动妇女大团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一·二八”事件后，工人、妇女、学生建立起来的各类反帝大同盟，触动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痛处，他们在进行反动宣传的同时，大批逮捕革命人民。国民党反派，完全禁止人们的爱国言论和行动，制造白色恐怖。差不多每天都警车长鸣，逮捕无辜的工人、学生、教员和贫苦市民。因此，这一年的“五一”节工人的活动就不能象“三八”节那样公开的搞宣言了。于是，孟奇同志又去找中夏同志，他说：反动派进行镇压 是他们心虚的表现，他们越疯狂，我们越不能停止斗争。又说：响们工人手里不都有一把黑纸扇吗，这就是很好的宣传工具。你们揠管传内容编成短诗或口号，用白、红、黄等颜色写在扇上，在工人面前可以张扇宣传，故人来了合扇而走，使敌人无法察觉。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夏同志不仅有一颗对党的忠心，还有着巧妙的斗争艺术。记得在当时传递宣传的纸扇上，有这样几句经过他亲手修改过的口号：

“五一”节，劳动节，

全国工人大团结，

联合农民弟兄们。

赶走日本鬼子，

打倒蒋介石卖国贼!

为了革命工作，中夏同志从来不畏风险。当时，在白区上海和其它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曾参加公开斗争的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在群众中有极大影响的人物是十分重视和仇视的，他们花了极高的赏额来监视、追捐他们。一九三二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在敌人利用叛徒破坏我党组织更加变本加厉的情况下，有人劝中夏同志要少到工厂去，少参加一些会议。他却说：“我们要普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金而失去和群众的联系，不然，便毫无作为，那末敌人也就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总之，中夏同志到那里，就在那里无条件的为党勤勤恳恳地工作，那里的工作便有很大的转变与发展;他在那里坚持斗争，那里的群众便情绪活跃，干部信心倍增，革命便充满着希望，斗争便不断胜和。

铁窗映红心

去罢!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面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间去。

战士呀!去买!

邓中夏同志的这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诗，是他在好友李启汉同志出狱时写下的。“为群众而入牢狱”,被中复同志看成是同革命一样的有意义。是啊，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年月中，反动派的牢房，曾是革命者进行斗争的战场。千百万革命者从这里冲出去，没入更猛烈的战斗，成为革命的栋梁;千百万革命者从这里走向群众，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千百方革命者从这里走向刑场，把一生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献给了党。中夏同志就是其中的姣姣者。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晚，从事“互济会”领导工作的邓中夏同志，离开法租界麦琪路光华理发店一百七十五号三楼前楼到环龙底、骏德里三|七号三楼亭子间，去投担任互济总会负责营救工作的部长林素芹，研究科布置工作时，我们党的优秀儿子，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政治活动家邓中夏同志第三次被捕了。

铁窗的严酷，没有使中夏同志沉默，柜反是新的战斗的开始，他把牢房、法庭当作褐露故人的战场。十六日下午四时，敌人第一次开庭提审。中复同志被捕时化名施义，敌人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证据。这次审讯时，他看到法庭上有律师，还有不少旁听的人，丁是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教训敌人，教育人民。审讯前，他受到法租界捕房的许多酷刑，身上到处被打得青紫红肿，手脚被电刑烧得掌残指焦。但是，在候审室他碰到白己的同志时，依然精神奕奕地鼓励他们说：敌人必然对我们是残酷的，但敌人只能伤害我们的肉体，却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不能动摇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主义—马列主义。正因为如此，敌人审讯时，他毫尤惧色，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申诉，揭露敌人的暴行。审讯中，他强烈要求当场验伤，让人们亲眼看看故人捕房里的那些刽子于们是用什么样的酷刑来对待中国人民的，并气愤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捕人?为行么用酷刑对待毫无证据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这足以说明捕房是杀人不眨眼的场所。中夏同志浩然正气，声色俱厉的言词，搞得故人十分狼预，没办法，只好退庭。愚蠢的敌人没有从中夏身上获得仆么结果，反而被他捅到了痛处。于是，垴羞成怒，从十六日第一次审讯到二十三日第二次开庭，每天都要把中夏同志吊打数次。这些外国洋狗对待中国共产党人格外凶残，除施以种种刑罚外，还不给温饱，结果，中夏同志一下子病倒了。但是，散人的暴行和疾病都没有使他屈服。在二十三、三十日的两次提审中，他仍强撑病体同敌周旋，决心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争取出狱斗争的胜利，早日投入到工作中去。

后来，当他被“引渡”给中国反动当局押解到南京时，了解到屋他一起被捕的林素芹成了可耻的叛徒，暴露了他的身份。在敌人审问中，邓中夏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有的那种沉静，大声的宣称：“我就叫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当改人再问他时，他轻蔑的说：“就这些就已经够枪毙的了，还问什么?!"

抓住了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大人物，蒋介石欣喜若狂，原以为从中夏口里可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没有想一碰面就成了画饼。于是，就以更残暴的毒刑来折磨他。头上的旧疤痕又被打得渗出新的血浆，身上洋狗子扩下的伤口未合，又加了新的伤口。衣服和血肉僵结，长发和污班凝聚，但中夏同志的嘴却没有说出一个不利于党的字来。

硬的一手不行，敌人就米软的一手。他们先用叛徒图攻诱降中夏同志，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妄图套取他的各种秘密。中夏愤怒至极，厉声痛骂他们：“你们这些无耻到了极点的叛徒，没有资格对我说话”,一个个被灰溜溜地赶了出去。接着：反动当局又驱使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来看他，劝中夏同志投降。有一个国民党中委无耻地用我党路线斗争中，中夏同志遵到迫害为口实，挑拨他同党的关系，竟胡说什么:“你是共党的老前辈，现在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牺牲呢!”而党的好儿子中夏同志却义正词严地痛斥他说：“我要问问你们， 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己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 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因此我们自已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我们懂得：错误较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不能饶恕的罪恶，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这时，又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自称是搞政治的，要与中夏同志谈谈理论。在激烈的两、三小时的争辩中，这个名牌党棍被中夏同志驳得膛目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连称“钦佩、钦佩”,败下阵来。他临行时，中夏同志大声正告他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你们有理，我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吗，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弄得这个委员虚汗淋淋，狼狈不堪。中夏同志冷冷一笑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不敢这样办。”接着一个按捺不住的国民党要人”怒气冲冲地对中夏同志威胁说：“你这般的强硬，难道不想出去了吗?”中夏同志干脆回答说：“我没有进来的时候，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却没有想到出去”。又说：“你知道吗?你们狂吠的日子已经不久了”。最后，那个家伙哼了一声说：“那么要关你十年”。中夏同志冷笑一声说：“哼!我着你们在南京也坐不了十几年了”。这一句在临就义前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预言，在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完全实现了。他国狱后，同狱的难友以为不杀中夏了，都来向他祝贺。中夏同志却冷静地对大家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很快就会杀我的，但敌人绞不死中国革命”。

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中复同志不论是在狎往南京的火车上，还是在看守所的号子里，从不放过为党工作的机会，不放过学习的机会。他利用仅有的时间，向难友们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内外不可解决 的重重矛盾，帮助难友在斗争中认识混入号子的特务、侦探，向被难的同志宣传为中国革命利益而战斗、而牺牲的重要意义。他到南京后，在牺牲的前几天，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了，但他一点也不悲观，相反非常镇定。附险的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同志就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中夏同志却用他庄严的行为提高了党的威信，传播了党的影响。丁是，蒋介石便决定杀害邓中夏同志。

在中夏牺牲的前几天，故人为了掩人耳目，还做一次形式上的审证。中夏同志在秘密审判的法庭上说：“法官，你可以体息了。这样没有观众的戏何必序演下去!‘邓中夏’三个字，按照你们蒋总司令的法律就够判几个死利的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早晨，中夏同志被绑了出来。法官问他：

“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说吗?”

“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中夏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接着他历数了反动派的种种罪行，然后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被押上铁皮四车，奔向刑场……。就这样十五年一直与无产阶级血肉相连，一直在革命巨浪中搏斗的中夏同志，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的鲜血灌溉着革命的花柒，染红了革命的旗帜。

中夏同志那句“敌人可以捉住我，但他们无法打败我们”的话，今天依然响在我们耳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夏同志永远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里，活在党的队伍里、工人阶级的行列里，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