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熄灭的明灯 三

红二军团是湘鄂边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湘鄂西区的红六军，在-九二〇年七月四口于公安会师后组成的。湘鄂西的党组织和红军，在贺龙，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同志领导下，依照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了大量工作，实行了土地革命，壮大了红军，在湘鄂西区和粥鄂边建立了工农政权，在红军建设方面除红二军团外，湘鄂边还有几支游击队，鄂西区各县都有游击队，至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人民武装组织更为普遍。基本上是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斗争的休制。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立三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争敢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七月，在三军团占领长沙十日退出后，八月再度攻打长沙。这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竟然命令二军团改变在普济观会议 上确定的正确行动方针，开往江陵，于九月五日攻打沙市、荆州，为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创造条件。二军闭在打沙市受挫后，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又命他们进军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实行夺取全省政权的任务。红二军团根据上达指示，分两路回师，一路由荆州、潜江、天门等县奔襄河北，一路山监利、沔阳、汉川奔襄河南。邓中夏同志一到洪湖，了解并分析了敌我态势，特别是二军团的实际情况，认为二军团打沙市受挫，要回师攻取武汉，无疑是坐待失败。于是，他接连发信四封，请示中央，建议将部队先集中洪湖附近，待召开军事会议后，再执行中央指示。在他给长江局转中央的信件中明确指出：现令二军团攻击武汉：“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唯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止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由此可见，中夏对进攻武汉的指令是持怀疑态度并示意上级要作改变的。但是，在当时“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邓中夏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只能在执行中央路线中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其中三克监利县城，两次整顿二军团就是突 出的例子。

二军团回来后，中夏同志于九月二十日赶到周家嘴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在传达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渡江与一方面军配合行动之后，根据红二军团实际情况，邓中夏同志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未渡江之前，首先要办两件大事：第一，二军团曾二次攻打监利无功而退，攻打沙市受挫，士气不振。因此，在渡江之前，应再次打监利，因监利此时较空虚，政较麻痹，有把握打下。这样，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同时，可振军威;并可声东击西，乘故不备使渡江作战奏效。第二，整顿军队，加强两军团结。

监利县城紧靠长江北岸，是敌人阻我洪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要点。周家嘴会议之后，我部于九月二十二日拂晓，对监利发起进攻，当晚占领县城，二十三日又消灭一部来援之敌。战斗中，邓中夏同志和贺龙同志、段德昌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此举使故人大惊，人民受鼓舞，部队武器、给养得到补充，军威大振。攻下监利县城后，为了更进一步增强各个军团内部的团结，赞龙同志和中夏同志因势利导，帮助二、六两军各级领导干部识大局，顾大体，克版不良倾向。邓中夏同忐亲自上政治课，讲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计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理，使部队领导空前团结，战斗力有所加强，部队作风为之一新。这时，邓中夏同志权据继续东进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毅然放弃渡江计划，改为北上攻取仙桃镇，以扩大红色区域，扩大红军的影响。经过整顿的红二军闭兵分两路夹击仙桃。二军从西路收复沔阳县城，经过张家沟、里仁口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六军从东路经尤投占领彭家场，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经过激战，红二军团一鼓作气会攻仙桃取胜，随后成立苏维埃政府。不久部队撤出仙桃，转至峰口整训。

经过这段实践，中夏同志着到，部队的教育训练应当加强，在负责军事千部的训练中有的毕业于保定、黄埔军校，有的出身讲武堂，各师各教，很不统一。战士在战斗中虽很勇敢，但战术动作较差。因此，在他的倡议下，经前委同意，决定在监利整顿的基础上，再用周时间对部队加以整顿。主要内容有：第一、战斗教练。选择最迫切需要的加以大概的训练。如射击、攻击、行军警戒、防御、夜战、遭遇战、山地战、攻城、渡河等;第二、政治教练。择其中几个基本问题，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等，对全军进行讲解，以统一全军的思想;第三，各级机关的整顿。尽量裁浓冗员，特别尽量裁汰闲杂人员，减少行李，减少马匹等。经过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和整顿，红二军团的军事、政治面貌大大改观，这和邓中夏同志的领导和平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此时，在贺龙同志和邓中夏同志领导下，虽有第二次“左”倾路线的于扰，红二军团仍然顺利发展，战斗技术大有改进，人员数量人人增加、质量大大提高，游击区得以扩大，解放了 监利、沔阳、潜江，石首等重要城镇及广大农村。

邓中夏同志初到洪湖，虽然在组织上接受第二次“左”倾路线，但是在很多重人的斗争策略上，是从湘鄂西、洪湖地区及红二军团的实际出发，并领导地方党和红二军团取得了很大胜利的。

视政策为生命

邓中夏同志任二军团政委期间，以革命为己任，把党的策略和政策视为生命。

他曾讲过一段十分有意义的话。他说：一个人忠于革命是容易的，但要将革命事业办好，单靠忠心便不够了。要有非常的智慧，那就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中，他是这荦做的，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也是这样做的。

他来到湘鄂西以后，实践使他深深感到，搞工人运动虽然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搞红军工作，搞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还是新课题，要从新学起。我们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有两点：一是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工作，甚至在病中也不休息;二是深入细致池调查研究。他常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进行调查研究，熟悉地理环境、风上人情，了解群众的希望和对红军的要求，然后依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祥做的。记得他刚到湘鄂西不久，就深入到权据地一些村寨进行调查研究，把获得的材料进行马列主义的正确分析，纠正了一些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执行政策不当而造成的问题。

在监利调查中，他正确地处理了农民“反水”问题。有一个时期，不少乡的农民在反动派挑拨下，在反动分子煽动中，组织所谓“北极会”和“硬肚会”等反动团体，并与白军一起反对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史有甚者，在一个乡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闹事者竟然当场杀害我七十多人，“反水”现象时有发生。当时有的人认为，这些“反水”农民和反动派没有什么两样，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处理。邓中夏同忐却不然，他认为，除反动派的挑拨外，农民群众的“反水”绝非偶然，是与我党和红军的经济或土地政策不当分不开的。当时，鄂西上地并米平均分配，凡从地主手里没收的土地只转给了原来的佃户，而我们的基本群众，主要是雇农以及失去上地的农民，并未得到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反富农的方法不当。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自从接到中央反富农策略以后，他们并不 是动员雇农、贫农群众与富农实行阶级斗争，而是利用苏维埃的权力，对富农实行一种特捐;对有的富户，名为借贷，实同没收。他认为，这种办法实非正确的阶级斗争方法。在报告中，他还特别指出：最错误的是将中农亦当富农看待，连上地亦不分予。我们前出版物公开的指出富农、中农均是反革命。因此，我们的同盟群众——中农，亦觉苏维埃政权为不当。再加上反动派的挑拨、利诱，有些农民就“反水”了。中夏同志还认为，苏维埃政权禁止粮，油出口，致使苏区金融枯竭，加上广大群众负担较重，苏维埃政权又很少照顾，因此，就在许多基本群众中失去了支持。中夏同志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这些情况，虽然遭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指责，但他仍坚持了对富农实行正确的阶级斗争方针，团结教育广大中农，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政策，切实地取消了广大基木群众的额外负担。在实际斗争中纠正了中央“左”倾路线造成的一些错误政策，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一九三〇年十月七日，部队顺利攻下仙桃镇以后，配合白军作战的“北极会”反动武装也受到沉重打击。这时，如按照过去的办法，就要在镇压中易杀无辜。而邓中夏同忘则提出“杀尽老帅，保护群众”《老师指北极会道门头领)。每到一地就宣传：“北极会”头领是地主豪绅的走狗，是我们的敌人;受地主豪绅蒙蔽的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北极会”的群众与我们联合起来，杀尽欺骗压迫他们的老师!这样一来，使北极会群众根本动摇，于是纷纷退出会籍，积极拥护苏维埃政权，不少人还参加了赤卫队，有时“北极会”的头领何来，群众就说：“请别再来了，你们与共产党有仇，我们与共产党是无仇的，你们如再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往赤色区域跑”。有的地区还把会道门头领捉来交给苏维埃政权，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在斗争实践中，中复同志运用党的政策，正确解决了赤区与白区群众对立的问题。有一个时期里，白色区域的群众在反动派挑拨下，对红色区域的群众见人就杀，见物就烧;赤色区域的群众，也采取报复行动。因此，赤白区交界处十几公里无人烟，交蓬断绝，造成一种互相仇杀的地带。地方党的领导阿志不仅不纠正此种错误，而且误解赤自对立的概念，将其理论化。邓中夏同志批评这些同忐说：“他们不了解赤白区的对立，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而不是赤白区两地群众对立，他们把地区的对立代替了阶级的对立。的确这一策略，可以使苏维埃区域陷于灭亡，不仅不能把赤色区域的政治影响扩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仇恨赤色区域。”他教育红军、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同志，在斗争中注意纠正这一锆误政策。在中夏同志的教导下，不少赤区群众改变了这种错误作法。例如，沔阳暴动队、赤卫队随红军攻打仙桃镇，在搜索一会道门老窝时，他们只在一处烧了一间佛坛，逮捕门徒五百余人，经过宣传教育后释放。这样一来扩人了红军影响，争取了白区群众，为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邓中夏同志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很坚决的。一九二七年，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拥护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指出：“机会主义由来已久，只因阶级斗争加剧才明显起来。我们过去对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估计太高。”并认为，每对一个问题的观察和处理，并非由于阶级出发来决定的。后来，当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发表后，他如凯似渴的学习，并在二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

邓中夏同志来到湘鄂西后，发现有些地方在根据地建设上，存在一些错误作法。如有的认为，搞农村包围城市，苏维埃政权机关一定要设在农村。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县苏维埃不能住县城，监利县苏维埃设在前口，沔阳苏维埃设在峰口，潜江县的苏维埃设在四面环水的湖岛上，江陵县苏维埃设在郝穴。沔阳、潜江县城本来没有被敌人占领，苏维埃也不去占领。也不去利用县城人口较多和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开展斗争。更有甚者，有的苏维埃政府不注意纽织群众进行扎实的根据地建设，盲目采取“跑兵主义”,反动势力一来，苏维埃政府打锣叫群众“跑兵”,不纽织群众反抗，说什么“跑兵是革命的群众。”他了解到这些问题后，及时召开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了这是对根据地建设的错误见解。他说：“如果不纠正此种倾向，湘鄂西根据地永无扩大和巩固之可能。”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确定将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公安、南县、华容、安乡九县连成一片，形成大块的根据地。有条件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迁入了城内。同时，在全苏区内，除红军外，还建立红色警卫队，由联县政府统一指挥，负责保卫苏区，并设立驿站，把各县紧密联系起夹，从而加强了苏区根据地的建设。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复同志对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二军团打下监利以后，F 一九三 年九片二十九日在朱河镇召开了前委紧急会议，决定攻打新堤。因新堤工事坚固，战地狭小，左江右湖，不适合围歼敌人，所以，经前委讨论决定不打新堤，“转向仙桃镇，攻下仙桃镇后，再攻岳口，攻下岳口后，分两路出师：六军取天门、京山，二军取钟样、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题，而是土要的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在攻克仙桃镇后，中夏同志考虑到，红军攻下仙桃镇收复地域百余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如果继续北进，势必造成红军离开有党和群众基础的根据地，大军冒进，白区情况复杂，亦为军事所忌。因此，经前委讨论，临时变更计划，决定改北进为移师南征，并退回峰口整顿，为南征作准备。他说：“红军向北冒进，事实上等于太乎天国攻城略地，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狲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此于扩大赤区版图意义不合。”然而立三路线把持的中央却指责说：目前红军的战略不是上山逃跑去搞游击战争，而是如何消灭包围敌人，扩大革命战争，以便依据具体的政治、军事条件，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中夏同志对于此种责难，始终持有不同见解，直到后来王明路线控制的中央逼迫他进行所谓检查时，他仍然认为，“在洪湖赤区时(从一九三○年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九日共…个月),我们的策略路线，可以说没有什么错误，打下监利渡口：打下仙桃镇不再北进，都不是‘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一九三○年十月中句，二军团再次接到中央关于截断武长路进攻岳州的指示，不得不渡江南征。部队渡江后，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等县，歼敌千余，获得南征初战的胜利。接着打公安，克藕池，攻澄州，占津市。二军团的行动使敌人甚为震惊，何键急忙调集重兵夹击红军。为避敌锋芒，前委确定放弃澧州，撤出津市，转而进攻石门，建立临时后方，作为向常德进攻的基地。随后：二军团再次进逼津爱，因敌顽抗，加之缺乏攻诚装备，未能卖效。这时，何键部向二军团发起进攻，我军再次从津澧撤退，致使南征计划失败。在南征途中，中夏同志对于立三路线逐渐有了认识，对盲动主义开始有了察觉，正如他在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所说的那样：“虽然我们在冒进中曾有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这种警觉与动摇，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我们认为，中夏同志这种说法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二军团撤至杨林市后，敌军云集洪湖四罔，形势对我十分不利。经过战斗，二军团从杨林市突图，转至走马坪、鹤峰一带。在走马坪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对今后部队行动方案，有两种主张：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湖，这两种意见都是以巩固和建立根据地为思想基础的。这时中夏同志认为，部队转至山区，“凭借五峰、鹤峰、石门、长阳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是我们唯一的正确出路。”因此，他提出以武陵山脉为依托，建立象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个苏区。然而，中夏同志这个正确的主张，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攻击， 说什么“上山是逃跑主义”,“妄图建立第二个井冈山根据地是英雄主义”等等。对于这些非难，他却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上山逃跑'四个字相连，如果‘逃跑'二字是作避免与敌人作战解释，作不愿或不敢冲破敌人‘围剿’解释，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后来事实上我们是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生活着。”直到后来他被撤销职务，在同万涛同志的谈话中，仍然坚持“三军(即原二军团)应当找一个东固，”即要建立一个象江西的东固山区那样典型的山区根据地。中夏同志主张上山并不是逃跑主义，我们决不能利用王明路线时期批判中夏的语言作为评价他的依据。这是一个革命者对唯物主义的态度问题。荜命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在长期困难的武装斗争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善于利用，依托山区(不是从否定平原、湖泊地区出发)和改人周旋，是有利的斗争策略。有计划的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怎么能说是逃跑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增加几个井冈山似的革命根据地是件大好事。

在红二军团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夏同志因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他既不回避，也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他的言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襟怀，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总的来说，中夏向志对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有贡献的，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给以恰当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