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熄灭的明灯 二

怒 斥“左”右倾

中国工人运动，由于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同时还受到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几起几落。中夏同志不论在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还是在低潮阶段，始终英勇地同“左”右领错误思想作顽强的斗争，坚持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职员被通缉，不得不由北京迁往上海。党领导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外，其他均遭到很大的摧残。中国工人运动便暂时转入低潮。

随着全国工运低潮的到来，党内出现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倾向，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失去信心，散布种种错误思想，妄图取消工人运动。陈独秀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他还断定：“中国大多数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向工人运动大泼冷水。

这时，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在他的取消主义倾向的引导下，在“二·七”罢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工人运动受 到影响。对于陈独秀的这种错误思想，中夏同志极为愤慨。他在《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驳斥陈独秀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论工人运动一文巾，中夏同志首先满腔热忱地历数工人运动创造的惊天动地的光荣事业，然后以辛辣的笔调抨击取消倾向：“不幸京汉铁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点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上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中夏同志这里说的“社会运动家”,就是指陈独秀等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由于他坚决抵制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取消主义倾向，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运路线，对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中夏同志随劳动组合书记部到上海以后，被党调到上海大学主持工作。这时，我国工人运动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他对工人运动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他以上大为阵地，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把学生派到工人群众中秘密发动和组织工会，培训了大批领导工人运动骨干。在“二 ·七”罢工失败后，有些曾做过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动摇而叛变，他们同国民党右派把持的黄色工会搞在一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准政党过问”等反动口号，干着瓦解、分化工人运动的无耻勾当。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组织工会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带领上大学生，深入工厂，建立秘密工会小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工会组织，如工人进德会、泸西工人俱乐部等，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

中夏同志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同黄色工会的斗争，也是很坚定的。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非常复杂，有共产党的代表，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还有市侩和流氓控制的“招牌工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坚持团结，据理斗争，使大会获得成功，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大会以后，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利用军阀吴佩孚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亲自起草了《劳动法大纲》,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有集会、结社、罢工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民主自由权利和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要求，并通电全国，各地工会纷纷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劳动法大纲》虽然被吴佩孚卵翼下的国会否定了，但却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指导罢工斗争的行动纲领。

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中夏同志不但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通过实践逐步地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期间，他同代表们一起批判了取消派的观点，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纪录。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夏和周恩来同志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丰义。会后，他作为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这时，正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结成了一个“左”倾宗派集团。他对于王明一伙的分裂活动极为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王明一伙在回国以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对于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中夏同志也遭到王明之流的迫害，他们当面嘲弄他是“老右”。对于他们的冷嘲热讽，他虽不予理会，但对他们的冒险行为却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一九三三年，在王明路线的指导下，上海搞了一次“五一”节飞行集会。这次集会不少人被捕，群众被打散。对于这样的集会，中夏同志本来是不同意的，曾进行了多次劝阻。事后他斥责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理论家——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才懂得，只有长期积蓄力量，才能与敌人决战的这条真理。几千年前的孙子说过：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们今天有些人，我看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他们的决心与计划，并未建立在这个既大又弱的国家的情况上。他们坐在小房子里，不接触工人，不接触农民，也不接触青年，不懂得群众迫切要求什么!我们应当干什么!这些，对于我们那些可敬的自命正确的同志，可以借用混蛋吴稚晖的一句话，叫做‘漆黑一团’。”还有一次，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人要中夏同志发动一个区的工人示威，他对那个人讲，工人才组织起来，有的厂里党员不过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参加赤色群众团体的人数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要群众行动是不利的，不是示威而是示弱，这是对群众不负贵的行为。可是，那个人坚决主张举行工人示威。中夏同志说，“我们刚反对了立三路线，这与立三路线又有什么两样?”那个人走后，他怒气木消的说：“明知是火坑，却要叫人睁着眼睛跳下去。假如真对革命有利，我们倒是不怕跳火坑的”。随后，他感叹地说：“说服一个没有经验又妄自尊大的人，我感到自己能力太差了!”他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实践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中国工人运动象奔腾向前的滚滚激流，那么中复同志就是中流砥柱。

明灯高照省港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二千余人走上街头，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帝示威，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揭露五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上海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纱厂工人顾正红事件的真相。当学生大队行至南京路时，突然遭到巡捕的逮捕与屠杀，造成“五卅”血案。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中夏和苏兆征、陈延年、罗登贤等同志一起设讨、组织、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儿十万工人把苏光征和邓中夏同志当作指导他们行动的两盏明灯。

省港大罢工之前，中夏同志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赴香港做组织发动工作。当时，香港工会虽有一百多个，但由党直接领导的工会并不多，大多数都为黄色工会头头所把持。他到港后，充分依靠香港党团组织和进步工会，日夜奔走于学校、报馆，并深入到各工厂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工人、学生的暴行，工人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同时，他又以全总代表名义召集各工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对黄色工会头头进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使他们打消了顾虑，转变了态度，通过了罢工宣言，提出了罢工要求。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以苏兆征同志为主席、邓中夏同志为副主席、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与此同时，还向香港英国当局送了公文，说明罢工的理由，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选举、劳动立法、诚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这些条件，在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拒绝后，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晚，如发生大地震一样，香港爆发了大罢工。

罢工开始以后，香港当局十分恐慌，立即宣布戒严。禁止粮食、金银、纸币出口，调海军陆战队登陆，令军舰在海上游弋。因帝国主义的恫吓，激起了工人们的怒火，纷纷离开香港，与广州罢工工人一起，联合广州市郊农民、青年学生、士兵等，组成浩浩荡荡的罢工大军，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和军舰上炮火的轰击，造成了“沙基惨案，”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罢工人数激增到二十五万，罢工运动达到高潮。

香港工人来到广州后，在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上，围绕要不要建立统一的罢工委员会的问题，中夏等同志领导进步工会代表同黄色工会头头进行了坚决斗争。当大会通过罢工委员会组织法时，黄色工会头头首先反对成立统一的罢委，主张香港、沙面分别办事。然后，在罢委组成人数的比例上，黄色工会头头又持异议、对于他们企图篡夺罢工领导权的阴谋，经过中夏等同志的斗争， —-被粉碎了。大会选举结果，罢委由苏兆征同志任委员长，李森同志(即李启汉烈士)为总下事，邓中夏、廖仲恺等四人为顾问。罢委下设干事局，负责安排工人的生活：设财政委员会，负责筹划和保管罢工经费;设会审处和拘留所，审问、拘禁破坏罢工的走狗、汉奸;设武装纠察队，负贲维持秩序，封锁海口，逮捕走狗，扣缉仇货。罢委拥有很大的权力，能处理一切与罢工有关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工人政府”。

中复同志对罢工工人的生活是十分关心的。香港罢工工人到广州不久，时入深秋，许多罢工工人既没有御寒的衣服，又没有房子住，很多工人拖儿带女在露天过夜。于是，中夏等同志就与各方面联系，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封闭了赌馆、烟馆，腾出广州所有空房，暂作工人宿舍，使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住上房子。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吃饭问题，中夏等同志到处奔走，在郊区农民、各省市和海外侨民的大力支持下，粮食不断送来，建立了工人食堂，凭票吃饭。他还和罢委成员一起，为工人开办了医院，实行免费医疗;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小学，并亲自给工人和工人子弟上课。当时，罢委的开支虽然每天多达七至九千元，但由于得到海外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资助，罢工工人的食宿、医疗、教育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不难想象，在这件巨大而繁复的工作中，中夏同志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中夏同志还主持出版了以《工人之路》为名的罢工委员会机关报，这个刊物主要是发布罢委的指示、命令、政策和策略，报告罢工进展情况，刊登财政收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他非常重视这个刊物，除亲白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经常写文章，总结罢工经验，揭露黄色工会代表的破坏活动，使《工人之路》在罢工中起了推动、激励工人斗志的作用。

罢委成立后，为了打击英帝国主义，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的中夏同志，根据罢委的决定，领导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深圳，西抵前止的海口，禁止所有轮船开往香港，切断了香港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香港在严密封锁下，交通断绝，贸易停顿，粮菜无法供应，街上垃圾如!,龚便满地，臭气冲天，使香港变成了奥港、饿港和死港。经过几个月封锁之后，由于断绝了各国商船与广州的贸易，广东的经济也发生了困难，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供应紧张，商人也无生意可做。这时，中夏同志向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建议：为了解决广州的困难，使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应该实行单独对英的政策。对英帝国主义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可发给他们许可证，允许来广州贸易。这个策略实行后，很快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促使广东商人保持了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为长期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为了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阐明省港罢工的真相，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中夏同志不顾白己工作辛劳;苦哉三个通宵，于更深夜静之时，挥笔疾书一万五千余字，写成了《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文，阐述了省港罢工年争过程，总结了罢工的基本经验。这次大罢工在中夏、兆征、延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在政洽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支援了北伐。罢工结束时，许多省港罢工工人和衣民加入了北伐队伍，不少工人参加了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准备了力量。

初击洪湖浪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这一天，一条载货搭客的篷船在洪湖赤区的白螺矶镇靠了岸。这时，从船上走下一位茜着胡子，穿长衫戴礼帽，完全是一派商人打扮的人，他就是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邓中夏同志。

他来洪湖苏区之前，是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在哲驻莫斯科期间，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吏》一书。这部 书是反映我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第一部著作，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史迹，不仅是早期职工运动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书原来准备写三十章：对中国职工运动的概貌作比较全面系统的概括，但由于国内茸命新高潮日益高涨，党组织电令中夏同志立即回国，参加国内革命实际斗争。接到电报时，他的这 著作已经写了十三章。是继续写作，还是搁笔回国?中夏同志毅然决然地即刻放弃写作计划，准备动身回国。当时，在别人看来，停止这样的写作是一件憾事，可是他却以服从革命的需要为己任，对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满腔热忱。他说：“列宁曾讲过，与其作文章来论革命的经验，不如实际地做革命的经验更为有益。我虽然对于这本书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毅然踏上了南下归途。

他回国接受党的重托之后，从负责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湘鄂西苏区是党领导下创立的一决重要的根据地，也是当时一块摸索和运用党的政策的富饶的试验田。尤其是洪湖革命根据地，地处长江和纵贯南北大铁路的交叉点的附近，是中原的咽喉，横跨洪湖和淌庭湖两大水网地域，扼九省水路交通的枢纽，可以控制长江中游，直接威胁着当时反革命统治的重要据点武汉和周围一些据点。他责艰任重，顾不得旅途辛劳：水陆兼积，日夜急行。虽然途中所搭船只被白军抓了一次差并与白军向船而行，但由于他随祝应变，未发生意外，只五、六天就到了组二军团后方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