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二

1931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借“万宝山事件”,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大肆进行战争宣传。

万宝山位于长春北三十多公里处，属长春县三区所治(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万宝乡)。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恶棍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500峋，租期10年。租契明白规定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生效，而郝却不经批准即擅自将地转租给朝侨李升薰等人。李等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鲜人在伊通河截流筑坝，开渠十余公里，无理占用中国农民耕地百余峋，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险，当地中国农民派代表百余人要求县政府制止上述非法活动。5月底，县政府派警察到万宝山屯令李等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随后也派警员到此横加干涉，领事馆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等驻在万宝山马家哨口一带，督促李等强行施工。中国地方当局又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交涉，但领事田代重德不仅不理，反而招引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加紧施工，并增派便衣警察近六十人携带机枪赶到现场，暗中保护，限令7月5日竣工。

6月中旬，日本驻吉林省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外务省报告了有关万宝山的情况，他把万宝山地区视为日本计划修筑的长春至大赉铁路线的未来附属地，强调该地区“与长春市的繁荣及军事、政治、经济大有关系”,特别是它在国防上的重大价值;指出该地区是日本“移民的一个好根据地”,即使“扩张至三五万之数，亦无人满之患”;希望能够扶持亲日势力，把万宝山一带及伊通河流域变成“日本势力之新天地”,并“造千军万马不可以动摇之新势力于长春，而期满蒙特权之安固”。日本陆军参谋部派驻长春的秘密侦探也向参谋部发出过类似报告。

7月1日，万宝山受害农民眼见土地将遭水淹，忍无可忍，遂集合五百余人填渠，并与李升薰一伙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并抓走多人。长春县公安局局长田锡谷闻讯后率警前往调停，当地中国农民表示退让。2日，日方又增派警察40名，架设机枪，督护李等继续施工，中川仪治向关东厅长官请求出兵增援。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为煽动民族纠纷，挑起更大事端，日本人迅速 致电朝鲜各报，颠倒是非，大造谣言。朝鲜仁川等地日文报纸立即散发号外，诬称中国东北当局驱逐朝侨，万宝山农民杀伤朝鲜人。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煽动和暗中指挥下，朝鲜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华浪潮，一周之内即有百余华人被残杀，一百六十余人受伤，华人商店、住宅等被捣毁者不计其数，数千人逃回国内。此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延边学生界和其他各族、各界人民成立了“在韩华侨慰问团”,向国内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制造惨案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民众团 结起来，“扑灭挑拨中韩民族感情的恶魔”,并在精神上、物质上及时援助在朝中国同胞。南京、上海等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要求对日经济绝交。

东北当局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交涉，严正指出，万宝山一带的朝鲜人根本无居住权，日本也无权派驻警察。日方则百般狡辩，只同意撤回警察，顽固地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当地垦殖的主张，使交涉陷人僵局。日本政友会乘机攻击民政党政府外交软弱，并派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东北、朝鲜进行调查。森恪出发前同军部里的同伙进行协商，以调查为名，密谋武装侵占满蒙计划。日本贵族院也指斥政府外交无能。于是，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了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应邀出席阁会的军务局局长小矾国昭乘机鼓动向朝鲜、东北增派军队。1931年7月19日，日本首相若规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声称，为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平息，日本帝国主义又借中村大尉失踪事件，煽动战争狂热。

日本自“大陆政策”确定后，即不断地派遣间谍潜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1928年年初至10月初，赴东北北部的日本“旅行团”、“考察团”等各种团体即达166个，618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供日军编制军事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网罗收买汉奸、蒙奸、土匪，培植亲日势力。东北外兴安岭地区，蒙、汉诸族杂居，又与蒙古、苏联邻近，由于地处边陲，统治力量薄弱，土匪猖獗，是日本派遣间谍的重点地区。对此，东北当局早有防范。1929年，张学良在大兴安岭成立兴安屯垦区，驻3个甲种团，任命邹作华为长宫。在兴安屯垦区成立之初，东北当局即照会驻沈阳各国总领事，大意是：“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盗匪出没，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人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相继复照认可，惟日本领事拒不回文。

1931年6月初，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率退役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和一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一名白俄人，化装成中国农民，潜人兴安岭、索伦山活动。6月下旬，他们完成任务后在返回途中被驻在蒙古王公余公府(在洮索铁路线上)的兴安屯垦区第一团官兵捕获，当场搜出军用地图、调查笔记、侦察与调查表册、拟呈军部报告书及侦察所用各种器具和枪支等。当团副董昆吾审讯他们时，中村递上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等字样的名片，并谎称他是由该学会派到东北来的，由洮南出发，欲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因听说前方有土匪出没抢掠，故由此折回洮南。东北当局从缴获的种种文件、证物认定，中村等确系日本的军事间谍。

据当时担任屯垦公署军务处处长兼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回忆，当晚，关玉衡召集军官会议，大家历数日本侵华种种罪恶，特别是最近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和煽动朝鲜不明真相群众惨杀华人的血案，旧恨新仇齐涌心头，无不咬牙切齿。现在日人间谍又无视中国政府禁令，擅闯边塞禁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因此大家一致要求将中村一伙杀掉，接着就将他们押进大军帐中审讯。

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一会儿以不会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一会儿又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大逞武士道威风，蛮横撒野，甚至于同中国军官们格斗。关玉衡怒不可遏，正要抽战刀手刃强寇，机枪连连长贾湘林(留日归国学生)抢先动手，抓住中村的衣领，刀按其颈，用日语喝问：“你是不是日本间谍?”中村虽惧，却仍恃强要蛮道：“我是日本军官!……你们敢把我们日本人怎么样?”说着，他又挣脱开来继续厮打。

怒火满腔的中国官兵一拥而上，当即将此狂谍砸死。看到中村倒在地上的尸体，团副董昆吾急忙问道：“剩下的三人如何处置?”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道：“这三人同是间谍，擅闯边塞军事重地，一样的下场，枪毙!”随后，他们又将其余三人统统处决。

天亮时，待掩埋好四名间谍的尸体后，关玉衡向官兵宣布纪律：“谁也不准走漏半点消息，违者军法是问!”随后，关玉衡携带日本间谍的罪证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报告，同时还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问谍罪证委托苑崇谷去北平转呈张学良副总司令。

后来，日本军方派人多方打探中村一行的下落，终于得知其已被中国军队以间谍罪枪毙。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公布中村等被杀的所谓“真相”。于是，在日本国内，朝野上下，各路要人，借题发挥，战争狂热达于顶点。甚至于日本关东军早在中村事件事发之初就打算动武，后因政府反对才作罢。

8月20日，日本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中国方面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24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或不能满足日本要求时，要断然实施对洮南、索伦地区的保护性占领。9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永田已向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提出要从解决中村事件开始，立即解决万宝山事件乃至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三百多项“满蒙悬案”,要求“不应错过这种绝好的形势”。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和外务省亚洲局，就如下方针取得了谅解：奉天当局若不表诚意，则采取“国际公法及惯例所允许的一切报复手段”。10日，由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和参谋、军令二部少壮派课长组成的右翼组织“十日会”,与政友会连夜开会进行密谋，出席会议的有东条英机等20人。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日本所以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石原莞尔后来说得很明白：“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出，在交涉和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

如前所述，正当蒋介石忙于进行反共内战，张学良又拥兵关内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东方会议后，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1930年，其军费已近4.43亿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8%以上，居世界列强之首;1931年又增至几乎占财政总支出的31%。1929年、1930年，其军需品进口额均占当年进口总额的41%,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日本在国内不仅建立了23万常备陆军及相当规模的海军、空军，还进行“国家总动员”演习。这为日本即将武装侵占东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要武装侵占东北，必须在行动前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与占领方案。“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中国军队约二十五万，拥有飞机、坦克和能生产迫击炮等重型武器的兵工厂，其中驻守沈阳的军警即有二万多人，而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则仅有万余人，没有飞机、坦克，连炮兵、工兵也很少，且分散在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就占去了6个大队的兵力，机动能力很差。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要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不进行周密的策划是不敢贸然行动的。策划是在关东军内进行的，主谋便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1928年10月石原就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时，就伙同即将离开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向关东军幕僚会议径直提出讨论作战计划的动议。其要点是“以寡制众”,首先攻克沈阳城，然后向外辐射，占领整个东北。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幕僚会议通过了在发生事端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中国军队，推翻其政权”这一总的原则方案。

1929年4月，板垣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他承袭了河本大作的意图，与石原合作组成了事变策划班子。1929年7月和10月，由板垣和石原带队、佐久间亮三大尉参加的关东军参谋旅行团一行5人，先后到东北北部、辽西进行军事侦察。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等地侦察地形，研究了袭击哈尔滨、防守海拉尔和渡江作战等方案。在辽西之行中，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了为阻击来自关内增援的东北军的新民渡河、进击锦州和山海关的军事演习。1930年，他们又开始专门研究现场作战技术，石原和佐久间分别研究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

从1930年年底开始，日本军部开始主持与参与进行秘密策划。在策划阴谋的过程中，关东军与军部的阴谋家们遥相呼应，配合默契，许多具体阴谋计划都是他们共同研究制定的。1931年4月，南次郎就任陆相后，制定出《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该文件强调从根本上解决东北问题，分三步进行，先打破现状，然后建立亲日政权，最终过渡到由日本占领。1931年5月，在石原、板垣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的决心。”6月末，在柳条湖一带炸毁铁路的具体计划都被制定出来。同年7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也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在制造舆论和阴谋策划妥当之后，1931年春，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调动兵力，加紧进行战前军事部署。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把原驻辽阳的日军第16师团调回国内，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仙台第2师团接防。第2师团是日本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调到东北能够适应在寒冷地区的作战和军事行动。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调1个师团常驻东北，废止驻东北日军两年调换一次的制度，在辽阳设步兵旅团司令部和1个步兵联队;旅顺、长春各驻1个步兵联队，在沈阳、公主岭、海城分别驻骑、炮、工兵1个联队。8月下旬至9月上旬，日军先后将驻大连柳树屯的守备队秘密调到沈阳火车站，将驻安奉线日军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

为了配合关东军的行动，口本军部决定重新部署驻朝日军。8月8日，其将第16师团5000人调往朝鲜的忠清南道、庆尚北道、全罗南道，令原驻上述三地的第19、第20师团移驻鸭绿江沿岸;9月12日，又向朝鲜增派2个师团。为攻占沈阳，必须配备大口径火炮。日本参谋本部于1931年7月 从国内调240毫米口径重型榴弹炮两门，由神户运至大连，然后再运到沈阳。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隐蔽地安置了这两门大炮，并且确定和瞄准了攻击目标。8月下旬，又从国内运来飞机三十余架，存放于苏家屯车站。

关东军司令易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1931年8月1日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接替前任司令官菱刈隆。本庄繁过去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对东北情况非常熟悉。本庄繁一受命关东军司令官之职，即表现了他的侵略凶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