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一

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空虚;“攘外必先安内”,中央军忙“围剿”,无心北望——转嫁危机，日本大造侵华舆论，寻衅滋事，为侵占东北找借口——调兵遣将，频繁演习，日军真要动手——“九一八”月黑风高，柳条湖边炸声起，日军进攻北大营，夺占沈阳城，强盗自任“沈阳市长”——绝对不抵抗，日军以寡击众，大好河山沦陷敌手，伪满洲国建立。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加快了国家统一进程，稳住了东北时局，抑制了日本日益膨胀的侵略东北野心，也使东北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加紧向东北输进英、美势力。当时美国金融资本家拟在哈尔滨组建大规模的投资公司，美国面粉大量向辽宁输入;英国派出经济调查团到东北，并准备在沈阳设立银行。为了摆脱日本的经济控制，与日本把持的大连港、南满铁路相对抗，张学良在西方资本的援助下，于1930年7月开始修筑葫芦岛港口，并计划铺设东、西两大千线铁路。这种形势的出现，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的中国东北，英、美两帝国主义正积极地侵人，要在东北扩大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当时国内一系列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的混战更加剧烈和频繁。为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内政、外交、党务等诸方面加紧对东北当局实行“中央化”,最终把张学良和数十万东北军拖入了军阀内战漩涡，这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互相争权夺利，爆发了中原大战。刚刚易帜和拥兵东北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巧电”拥护中央，呼吁和平，并率10万强兵进驻平津。由于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支持了南京政府，经历7个月的新军阀混战，以阎、冯失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1930年10月，张学良在沈阳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1931年4月，他在北平组织了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行营并长期坐镇北平。1931年6月讨伐石友三之役中，他又调东北军四万余人进关。这样，就使总数在26万—28万之间的东北军，有十四万余人的精锐部队留驻关内。而在东北的驻军只有12万—13万之间，且主要分驻吉、黑两省，辽宁驻军只有三万多人，从而使东北三省特别是辽宁省的防务力量大大削弱。留在东北的十多万军队也基本处于无戒备状态，没有紧急应变的军事部署。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20万军队，又向江西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蒋介石一直坚持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又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造成了可乘之机。

此外，东北各地工农群众自发的反日斗争不断涌现。日本帝国主 义为弥补其在经济危机中造成的损失，在东北加强对工农劳苦大众的压榨与剥削：在工厂、矿山不顾工人死活，不断造成巨大伤亡事故;在城市近郊、矿山、铁路沿线强占民田;日本守备队经常制造枪杀、殴打中国群众的残暴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了广大入民群众的坚决反抗和斗争。从1929年到1931年上半年，仅南满地区抚顺、沈阳、辽阳一带，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较大规模的罢工、抗议等斗争就达二十多次。

英、美势力积极向东北渗透，东北入民反日斗争不断出现，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震动和不安，认为多年侵略得来的权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1930年年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日本政府宣布取消黄金出口禁令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3月，日本经济危机大爆发。其1930年、1931年对外贸易额分别比1929年下降31%和45%;1930年、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29年下降23%和32.9%;1930年有823家公司破产，310家公司减资;1931年3月有58家普通银行停业或倒闭，约占全国普通银行总数的7.5%;米、茧两项主要农业产品跌价尤甚，以致出现“丰收饥馑，谷贱伤农”的现象，广大农民愈益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与政府相勾结，采取强制推行卡特尔化和大批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等反危机措施，极力把危机恶果转嫁到劳动大众和中、小企业主头上。1930年10月，日本失业人数多达370万之众，缺食儿童超过20万。

于是，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日本右翼势力对滨口内阁谋求以经济侵华为主和与英、美妥协的“第二次币原外交”方针，特别是对滨口内阁在伦敦缔结海军条约和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政策极为不满。政友会、枢密院和军部三方面又紧密勾结起来，把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归因于“币原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的“软弱”上。他们认为，解决经济危机乃至整个社会危机的出路在“满蒙”。而要打开这个出路，就要使币原外交“改弦更张”,按照东方会议确定的“满蒙积极政策”,对“满蒙”实行直接的“武装占领”。适应这种政治气候的需要，形形色色关于武装人侵中国东北的舆论纷纷出笼。其中以下述三种论调最具有代表性和蛊惑性。

第一种是“满蒙非中国领土”说。在日本军国主义萌生、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政府尚不敢公然否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膨胀，中国东北便逐渐成了日本要首先夺占之地。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在给日本外相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因此，日本在“满蒙”维持秩序不能认为是于涉中国内政，从而托出了“满蒙特殊”观点。

1929年12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又有新的“发明”,他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人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还不来的。”这就是松冈的“逻辑”。

1931年9月6日，政友会头目森恪抛出《紧迫的满蒙对策》,重复了松冈洋右的观点。9日，他在名古屋的演讲中竟宣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天大“功劳”,并直截了当地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

第二种是“满蒙生命线”说。“生命线”说是对山县有朋提出的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利益线”论的发展。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早已存在着东北地区是日本“生命线”的观念。但是，其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的特定政治含义的概念，是由松冈洋右提出的。1930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这种论调博得许多议员的共鸣与喝彩，他也因此跃入“名流”之伍。

1931年春，松冈终于将其精心炮制的《动荡之满蒙》小册子抛向社会。其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有掌握其生存关键的生命线”的绝对必要，所以日本确保和死守东北生命线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

出于急欲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军方格外喜欢“满蒙生命线”这种论调。日本军部竟然公开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报纸社评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严厉取缔和制裁。因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列岛。军方人物特别强调“满蒙生命线”在日本“国防上的重要意义”,甚至进而把“生命线”直接说成是“国防第一线”。1931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说中大讲“满蒙……有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需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因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其讲稿被立即印发，广为散布。此外，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陆军大臣南次郎也亲自出马兜售“满蒙生命线”论，声称“惟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

第三种是“武装占领满蒙”说。1928年10月，经河本大作推荐，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在此前后，为大造事变和战争舆论，石原接连抛出一大批文章和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要点是：(1)“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2)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算不上世界大战，只有下次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决战”。由于日、美分别独占东、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由于“飞机能不着陆地绕飞世界一周”,所以，“人类最后的大战”即真正的世界大战将以“日、美为中心”,而且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的战争”。(3)最后的大战将以线、面、体的顺序演进，首先是持久战，然后是决战，因而它将成为全体国民的总力战。(4)“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满蒙到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有救”,“中国本部的反日运动亦将同时停止”。满蒙并能成为日本“以战养战”的基地。(5)如因占满蒙而引起中日战争，则于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的“新关系”即主奴关系。“石原构想”的基本点堪称，先占“满蒙”,再占“中国本部”,同时“改造日本国家”,建立军事独裁，最后与美国决战而“统一世界”的战争狂想。

同时，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不遗余力地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东北的思想。驻守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并、宫山、松本等地散发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

日本政府和民间存在的右翼势力与军国主义分子炮制的种种舆论观点，准确地表达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意志，及时地适应了他们发动战争侵占中国东北和侵略全中国的需要，毒化了日本社会本来就很弱小的和平与理性的政治氛围，强化了上至政府与官员、下至民间与百姓的军国主义与好战意识，为日本武装侵占东北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了理论先行的指导作用。日本从“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到1937年发动全而侵华战争，再到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走上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最终饱尝美国原子弹轰炸的惨痛恶果，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势力大力炮制并在国内流行的种种舆论观点有着紧密关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侵略国到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的惨痛教训，证明了上述这些观点、论调实属害国误民的歪理邪说。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炮制的种种侵占中国东北的舆论蛊惑了日本人心，但毕竟靠“文”的手段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还需靠武力来解决东北问题。但出兵要“师出有名”才行，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便在中国东北四处滋事，挑起事端，为侵占东北找借口。真可谓稍有风吹草动，便可掀起狂风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