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日本窥觑东北（四）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制造皇姑屯事件之后，又在沈阳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企图引起东北的混乱，挑起军事冲突，乘机占领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在炸车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在山海关、锦州间的一车站，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6月10日和12日，日军又接连在沈阳市制造炸弹爆炸案，并想谋杀张学良。当时“日兵在奉，蚁屯云集，其全部为三师弱，有二万人，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16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沈阳城南浑河沿岸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一时间，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制造傀儡政权之说，亦“甚嚣尘上”。当时的《时事新报》载：“六月五日，恭亲王突然赴奉，……蛰居天津之废帝溥仪，日来亦有来奉消息”,“闻其计划颇为伟大，第一步拟建立‘满蒙帝国’,如满蒙帝国建立不成，则缩小范围，建立满洲帝国”。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立即为奉省当局识破，为稳定局势，防止敌人乘机举动，其决定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保密措施。6月6日，奉夭省公署发表通电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炸弹，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谥如常。”除通电之外，“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夭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以瞒过日本人的窥探。日本方面不断有人来慰问求见，皆婉言谢绝”。直至张学良回奉后，才宣布发丧。

张学良知父被炸后，“化装返沈”。“五日过天津”,“闻在军粮城、山海关有阻”(据说日本人还想炸死张学良)。当时谣传张学良男扮女装与数名女子一同返奉;其实，他是乘船密由旅顺上陆，坐满铁线汽车在惊恐中到达奉天的(有人说是坐“闷罐”火车回奉的)。张学良抵奉后，痛哭失声，怨恨日本侵略者。为稳定局势，他决定6月21日为父发丧。发丧时，日本政府故作镇静，特派林权助前来吊祭，还想拉拢张学良。

由于奉省当局采取镇静处理的对策，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特别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掣肘，日本提前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侵华史上举世皆知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河本大作等军国主义分子个人的偶然行动，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产物。早在辛亥革命时，日本侵略者即曾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年又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此后11年间，策动“满蒙独立”是日本“陆军秘密工作的一部分”,到1927年召开“东方会议”时，独占“满蒙”成了日本公然确立的“最高国策”。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高国策”下的产物，也是“关东军当时根据田中内阁积极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所制定的整个军事阴谋的产物，后来日本一些人道出了决意除掉张作霖的真情。日本人认为张作霖“未必是孙文主义者，但他却同样希望中国统一，立志横扫在满洲的苏联、日本势力”,即 使让他退回东北，他也“未必和日本相安无事”。河本大作后来在供词中说：“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去消灭。”因此，关东军要解除张作霖的武装，弄不死他也要逼他下野，而“让张学良当满洲的主宰，从当时的南京政府中分离出来，建立王道乐土”。

有些人主张：因为张作霖死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毒手，所以就认为张作霖是“反日军阀”。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们只看到张作霖有时与日本产生矛盾的次要方面，没有从根本上观察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张作霖长期勾结、互相利用的本质。张作霖和奉系军阀集团，主要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扶植发展起来的。张作霖称霸东北、向关内扩张，特别是在郭松龄倒戈时的化险为夷等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结果。日本在东北的全部财经、军事力量都是张作霖的靠山。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张作霖早已垮台。地主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都是依附帝国主义的。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目的是扫清侵占东北地区的障碍。但事与愿违，此举却加速了中国南北妥协、全国统一的进程。1928年7月初，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总揽东北军政大权。他深知当时形势极为险恶，强忍不发，“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表面上继续与日本协调，实则“决心与国民党联合”。7月中旬，他与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刘光、张同礼洽商东北易帜的问题。张学良明确表示，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已毫无疑义，并“决定在7月24日由张学良本人正式发表”。7月17日，张学良会见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他表示难以实现山本与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合同。18日，田中训令林久治郎对中国南北妥协发出警告。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面递警告书，反对易帜，日方希望他“观望形势”,“勿轻率妥协”,并许愿“予以援助”。21日，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到日本外务省，对日驻奉天总领事阻挠张学良易帜、干涉南北妥协提出抗议;日方答称此事仅为对张个人忠告，并非干涉中国内政。22日，张学良在召开的部属会上确定了易帜方针。

田中政府为达到阻挠东北易帜、破坏中国统一的目的，派林权助为特命大使，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名，于28日启程前往沈阳。临行前，田中对林权助此行的任务作了详细交代。“田中说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最大的地方，然后又强调，必须防止共产主义侵人该地区。进而主张，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8月4日，林权助到达沈阳，会见了林久治郎，当他了解实际情况后，感到要阻止易帜终究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同张学良进行周旋，但最终无功而返。

10月8日，蒋介石为推动东北早日易帜，力主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次日，他给张学良发来电报。12日，张学良明确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6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妥协、和平统一已成定局。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沈阳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商铺等全都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同时设立了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官委任状，并通电吉、黑、热三省全部易帜。

东北易帜，使日本“帝国政府颇感意外”。但田中不肯就此罢休，电告林久治郎，要他转告张学良，东北政局虽发生变化，但“日本仍采取有关维护权益和维持治安的必要措施”。为此，31日下午4时，林久治郎去拜会张学良，对东北易帜横加指责，并重申保护日本权益的强烈要求。

林久治郎蛮横地质问张学良：“我国在东北三省权益之如何重大，本是贵总司令所充分了解的。因此，即使实现了妥协，也绝不能容许对我国权益发生丝毫危害。此次贵总司令断然实行易帜，不知在尊重我国权益方面是否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进而又威胁说：“南北妥协固非我国所欲过问，但要采用‘革命外交’而致危害我国权益，我国政府则断然不能容忍。不知贵总司令是否真已有此决心?”

由于林久治郎态度蛮横，张学良为之色变，也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事与南京政府有关，诸如铁道等问题，希即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

最后林久治郎凶相毕露，进行恫吓说：“贵总司令既然企图用易帜来蹂躏我国权益，即请慎加考虑，下定承担后果的决心!”

此次会见约费三小时，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12月初，原为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又从东京返回沈阳，访见张学良，拟以旧情相劝张学良回心转意，借以促成铁路交涉。但张学良却坚定地表示：“我本人只能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不论日本方面反应如何，都必须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学良的决心坚定，又不像乃父张作霖那样信任町野，致使町野此行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