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日本窥觑东北（三）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对于掌握了东北统治权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既支持又利用，当然支持仅仅是手段，而利用则是目的。
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为换取日本的支持，张作霖给日本以经济扩张诸如“合办”投资的种种便利，因而在这一时期，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中日合办”企业有了迅速增加。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合办”的名义下，侵犯中国主权，肆意扩大抚顺、鞍山等矿区，掠夺中国煤、铁等矿产。张作霖为讨好日本，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但听之任之，而且他在东北各大城镇开设的三舍粮栈，还为日本掠夺东北大豆等农产品竭力效劳，也使日本的经济侵略势力，在东北有了极大的扩展。
就日本对东北的商品倾销来看，1913年至192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此间，日本对东北大豆、煤、铁的掠夺，与日俱增。日本在东北投资设厂，也突飞猛进。1917年至1927年间，在中国的纯日资资本增加20%,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地区。如1922年至1926年，日本在东北设立了229家工厂。
为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的银行遍设东北各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尤其是朝鲜银行，俨然有“在满中央银行之概”。日本一面投资于铁路、矿山，积极扶植日本工商业在东北的发展;一面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并给奉系军阀以政治借款，控制东北的金融和财政，使东北经济成为它们的附属物。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猛烈增加，1918年为233.6万日元，1926年为330.5万日元。①日本控制的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比正金银行还多。这些银行，除了利用纸币掠夺东北物资外，还乘奉票贬值之机，投机倒把，使奉票的毛荒日益加剧。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土地的掠夺也很猖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洋拓殖会社是从事土地掠夺的两个最大的组织。“满铁”除了在南满铁路沿线以扩大铁路用地手段、在所属矿山附近以矿山用地名义侵占土地以外，还在各地设立农事试验场、牧场、苗圃等。仅1922年至1926年设立的就有：奉天兽医研究所，凤凰城烟草试作场，公主岭种羊场，铁岭、鞍山、抚顺、郑家屯种猪场，大榆树水稻苗圃，开原大屯大豆苗圃等，侵占了不少土地。东洋拓殖会社在内蒙古、延吉等地也掠夺了大量土地。1922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有计划地掠夺东北土地，由“满铁”和“东拓”合资设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该会杜成立后，在内蒙古和奉天境内各地，通过军阀政府订立商租契约，或勾结土豪劣绅利用典押、合办等形式，掠夺大量土地。总之，在奉张统治东北时期，日本的侵略势力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 经济命脉，并左右了张作霖的政权，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世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日本人费尽心机扶植张作霖成为“东北王”,问鼎中原，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吞并东北进而吞并中国的侵略企图。然而，日本人没有想到，人主中原的“张大帅”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摆弄的主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权。由于奉军势力的增强和扩大，张作霖地位的上升，他更不愿像在东北那样，完全受到日本的控制。他感到要稳定中国政局，保住自己的宝座，单靠日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于是，他同英、美等国进行联系，寻求援助，企图“以夷制夷”。
1927午5月30日，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古，将日本出兵山东的决定通报给张作霖和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张、顾当即表示反对。山东当局也向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转电日本政府中止出兵，济南、青岛等地民间团体也掀起了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斗争浪潮。日本感到张作霖越来越不肯俯首听命，对他的态度迅速做出反应。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要东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权中设置日本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张作霖不肯接受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时当准备使用武力。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军大元帅后，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应“内孚民望”,“外睦诸国”,因此对日本强加的种种侵略要求，或予以拒绝，或借故推托。同时，他又联络英、美，引进英、美资本，修建打虎山至通辽、沈阳至海龙的铁路和葫芦岛港等。张作霖的这种态度和行为，促使日本对他的态度继续发生改变。
同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对日本应如何处理张作霖问题的策 略性意见：其一，日本要维护和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该地政局之稳定，而张作霖的思想、手腕、威望等均不堪此任;其二，日本“在满蒙特殊地位之消长”,并不取决于张作霖本身的兴亡;其三，在当前中国大变革的局势下，日本应“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开来，必须抛弃“要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当张作霖身陷困境时，“不仅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甚至对他还要施加相当的压力”;其四，日本明确提出抛弃张作霖，另寻新的代理人。
在1927年的日本东方会议上，日本军政要员对张作霖及其把持的北京政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外务省提交讨论的文件《关于满蒙政治形势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指出，当前中国形势对张并不利。芳泽谦古认为若中国南北决战，张作霖只有三分胜利把握。吉田茂则认为如南军北上，张作霖迟早要失去在京、津的地位，逃回关外，其前途不容乐观。日本不能在维护和扩大其在满蒙特殊权益这件大事上，“把重点放在张作霖命运如何上”,“如张能自己支撑并对日本有用则支持之，否则就踢开他”。
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按既定方针，向张作霖不断提出各种“满蒙悬案”问题，进行交涉，步步威逼张作霖。先是，日本公使芳泽到北京访问张作霖，要求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9月，日本人就东北当局自行修筑两条铁路之事进行抗议，被张作霖驳回。11月，日本“满铁”社长山本访问张作霖，要求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企图进一步控制东北。张作霖怕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动摇其在东北的统治，为自身计，于是利用英、美出面“以夷制夷”牵制日本，致使日本这项计划又一次成为悬案而被搁置起来。
所谓“满蒙悬案”问题，就是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包括西部 的内蒙古地区),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以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为主的各种权益的无理要求，由于这些强加于中国政府的无理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日本就把这些问题视为悬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中国当局解决“悬案”,否则就以武力相威胁。
1928年3月，张作霖为军事斗争的需要，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合同规定日本提供500万日元之军需品，以支持张作霖与国民军对抗。此时，日本仍企图获取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张未予明确答复。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因战事吃紧，急调吉林军人关，“满铁”拒绝运送。4月19日，日本因北伐军逼近山东，悍然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初，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就在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之时，日本加紧对张施加压力，再次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兑现奉方过去答应之条款，并威胁说，否则张作霖出关时可能遇到危险。日方终于逼迫他于5月13日签署了由“满铁”承修延海、洮索两线铁路的合同;15日，张作霖又委交通部代表赵镇签署了关于吉敦延长线、长春至大赉线的合同。同时，日本又欲逼张退回东北，再以承担军事责任为由剥夺张的权位，从而实现由日本霸占东北的野心。张作霖窥破日本居心，既不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也不愿在失败情况下退回东北被日本人操纵。他在铁路合同签字时怨恨“日本人不够朋友”。
5月18日，日本政府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发出备忘录，公然声称：“当战乱进展至京津，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张作霖对这一备忘录非常不满。芳泽“劝告”张作霖乘秩序未乱时早退关外。日军要人扬言，张作霖如不听劝告，将来奉军败兵退经山海关时，要将其缴械。23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浦登江中佐作为建川美次武官的使者，到保定游说张学良、杨字霆撤至关外。奉军最高长官因此召集重要会议，讨论应付方针。30日，走投无路的张作霖下令奉军总退却。于是，他向日本提出，因不与国民军作战，不再需军费补充，拟取消过去三月间双方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日本方面对张作霖此举十分恼火。
这样，随着日本侵华和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问题势态的发展，日、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军方认为依靠张作霖攫取东北已不现实，必须抛弃“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终于下了除掉张作霖的决心。在此前后，虽然田中等人主张继续保留张作霖，以武力胁迫他惟命是从，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决意解除奉军武装并除掉张作霖。
在张作霖决定撤回关外的前几天，村冈曾决定派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少佐到北京与华北派遣军合作，派刺客在北京刺杀张作霖。竹下向河本泄露了村冈的计划，河本立即说服竹下放弃这一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计划，并让竹下与他合作，竹下答应了他的要求。
河本另有谋划：他决定在张作霖乘火车回沈阳时，于沿途某处炸车。张死后，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乘机出兵武装占领。他要求竹下“直接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把他哪月哪日乘火车逃往关外的情况侦察清楚”,及时告诉他。不久，竹下用密码电报通知河本，说张作霖真要逃归沈阳。河本立即向山海关、锦州、新民和京奉线各重要场所派出侦察人员，让他们将张作霖专车经过的地 点、时间侦察确切，迅速汇报。炸车地点原先选在巨流河铁桥，后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遂改在沈阳车站西北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河本作了布置。由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直 接指挥工兵队，在铁路交接处埋入黄色炸药30麻袋，在500米外的瞭望台用电动装置引爆。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附近埋伏了1个排的冲锋队。
机警的张作霖也预感到日本方面不会善罢甘休，遂预作防备，曾“故布疑阵”,一再更改出关日期，加强保安措施。他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开北京。在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平(北京)说，老道口(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但张对这一消息，并未重视，不以为然。他虽然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最后因怕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乘火车离京。但是，他却没料到日本借口中国出现战事，早在南满铁路沿线增加驻军，关东军司令部早已指定专人拟制了在皇姑屯一带炸车的周密计划;更没料到与他同行的日本顾问町野，竟一直与关东军司令部保持联系，在快到皇姑屯时提前下车走人。于是，一张死亡大网已悄然网住了“张大帅”。
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使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指郭军反奉时所订的密约)。对这种趁火打劫的 行为，张很气愤。当芳泽到中南海客厅时，张作霖不予接见，在办公室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并说：“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当时，芳泽在客厅里，听得很清楚(他会说中国话),坐立不安，急得打转转。约半小时后，张作霖令陈庆云(翻译)到他办公室，……拿出一叠文件(是芳泽前日送来让张签字的文件),叫陈庆云交给芳泽说，他今天太忙，不能会见了，还请原谅。芳泽被拒只好离开，回去一看文件，果然张作霖未签字。这时，日、张关系已很紧张，张作霖的随身官员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有的还私下准备了药布、饼千，以防万一。
1928年6月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率随同要员及侍从武官等出帅府西门，乘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同行者四辆汽车，张作霖坐第二辆。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明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字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往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他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随行回奉的除“大元帅府”的官员和卫队外，还有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公子张学曾以及日籍顾问町野等。专车共有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
列车开动后，大家在车上闲谈。6时许，车抵天津站，日本人也来会面，旋即离津东进，在山海关与从沈阳前来迎接的吴俊陛相聚，遂换着便服，在车上闲谈。预计列车在4日3时30分到沈阳站，但迟行约二小时。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左右，车经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东宫铁男按动电钮，轰然巨响，烟尘冲天，桥毁车翻，第7、8、9节车厢被炸毁，张作霖所乘第8节车厢被崩出几丈开外。张身受重伤，脑受剧震，经急救后改坐汽车，驶人大南门里的大元帅府。到帅府后，他对老婆芦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沈阳。”张作霖说完，即死去了。张之六姨太受炸身亡，同车的吴俊阻当场丧生。
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沈阳大和饭店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他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 至整个东北。但是，由于一名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的命令所阻止，而奉天省长藏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准备报复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海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够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当时就会发生。”①炸车事件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关东军在出事地点布置了假现场，并立即修复被炸毁的铁路。他们抓来两名吸毒的中国人换上衣服，处死在现场，身旁放2枚炸弹，散置在现场的还有“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残片一件和私人信封两个，诬指此事是国民革命军便衣队员所为。关东军以此广布谣言，制造混乱，掩盖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