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日本窥觑东北（二）

当时在辽西活动的“保险队”头目，有著名的巨匪冯麟阁(受抚后改名冯德麟),有剽悍的匪首杜立三，有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和哨官出身的金寿山等等。这些匪帮，起初时抢劫财物，烧杀淫掠，后来基本上各霸一方，与富绅地主勾结，在其盘踞的地方“保险”,成了土匪地主武装。

张作霖就是在上述形势下投身“绿林”,当上土匪，拉帮称王的。靠着自己的投机钻营与精明能于，张作霖很快成了气候，拉起了自己的“保险队”,开始了替地主豪绅看家护院的保镖营生，为“权贵所赏识”。因而他在绅商心目中的身价逐渐抬高，彼此勾结更加密切。这些绅商每月支给张作霖近三千两白银充饷。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1901年9月，清廷命新民知府曾韫把张的部众收编为省巡防营。1903年8月，清政府为了缩减开支，对地方军队进行整编，奉天将军增祺命张作霖所部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游击马队营，人数减至185人。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款改为由政府发饷。从此，张作霖身价更高，再不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置战区人民于不顾。

所谓“中立区”的辽西，也不免遭到日军和俄军的践踏与骚扰。俄军和日军都不断派出小股军队到辽西刺探情报，抢购粮草。他们更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钓饵，笼络辽河沿岸的“胡匪”、“马贼”、“保险队”等为他们效劳。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东北人民和沙俄侵略者结下的深仇大恨，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遣一批又一批的间谍，装扮成僧侣、商人，有的还化装成中国人潜人东北重要战略地点，刺探情报，收买地主武装和“胡匪”、“马贼”,唆使他们扰乱俄军后方，割电线，毁铁路，烧粮草，焚仓库，牵制俄军行动。

这时，已当上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的张作霖，身为地方军队的一名营官，在日俄战争期间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身为游击营官，职在保护地方，虽说官职不高，却要领兵巡逻放哨，四处活动，这就引起了日、俄特务的兴趣。双方都用种种手段拉拢、威胁张作霖要求合作。张作霖心中有数：日、俄实力相当，谁胜谁负尚难预料，此时绝不可偏袒一方，为他人火中取栗。况且，日、俄侵略军的不断威胁，使张作霖感到如果一味拒绝侵略者的要求，会触怒侵略者而难于自保。日、俄侵略者的种种钓饵，也挑起张作霖的贪欲，使他感到只要应付得法，还是有利可图的。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对日、俄侵略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投机手段。他既没有像腐朽昏庸的地方官那样恪守“中立”,也没有像金寿山、冯德麟等匪帮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日、俄中的一方效劳。他抱定主意：首先是乘机弄些好马、好枪和粮饷，以壮大自己的武装，再看形势的变化而见机行事。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日俄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秣柴草和金银细软。一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些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少佐，见张大可利用，曾密遣驻新民特别任务班翻译黑泽送给张作霖金票1000元以示酬谢。张作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此刻已现萌芽。

正是由于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采取骑墙态度，既严守清廷的所谓“中立”态度，又暗中做个墙头草随风倒，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因此，其自身实力不减反增，张作霖的精明与投机钻营由此可见一斑。到1906年，张作霖的部队已由一营扩大到五营。张作霖本人也已升为五营管带。张作霖充任骑兵管带(营长)后，先后设计骗杀辽南巨匪杜立三等人，为清廷立下大功，后因剿匪有功，被调遣到辽源、洮南地区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族匪帮，为清政府又立新功。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部移驻奉天城内镇压革命党，凭着他长期混迹于绿林练就的投机钻营与精明，不仅受到奉天当局的赏识，也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可以说，张作霖在东北显露头角，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的。1907年，他升任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1912年，又成为民国新贵， 成为奉天省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地区最为强劲的一支军队，成为左右奉天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15年护国运动刚发生，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借口表示赞成帝制，使袁世凯被迫给了他威武将军督奉的头衔，而将原奉天都督段芝贵排挤走。袁世凯一生投机钻营可谓大师级人物，在其称帝野心之下竟也失去了往日的精明，被后来居上的张作霖给玩了一次逼官，可谓世事轮回实难料定。1916年，张作霖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奉天盛京将军。袁氏帝制闹剧失败后，张作霖又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利用张勋复辟之役搞掉了“绿林老前辈”、时任奉天省陆军第28师师长的冯德麟。这样，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王”。然而，张作霖深知，要在东北地区永远称王称霸，既要依仗北洋军阀，更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之所以能够独霸东北，他的背后始终隐藏着日本人的魔影。靠着日本人的支持，张作霖才能称霸东北，混战中原，在东北、华北统治13年之久，成为实力雄厚的一代枭雄。

如前所述，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就同日军开始勾搭，暗中帮助日本人。1912年年初，张作霖多次去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多次表示愿为日本“效力卖命”,但日本方面仅仅表示“保持联系”,实与张作霖若即若离。张作霖对日本的主动勾结，引起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极大重视和好感。但是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前，由于他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个师长),日本还要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了解;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对于在东北是否支持张作霖还存在分歧，因而日本还没有把他作为主要的、惟一的支持对象。当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还有不少人继续主张利用“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使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他们还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

成为“奉天王”后，张作霖在日本人眼里自然身价不菲。日本人正苦于煽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成效不显之际，通过比较，他们认定通过张作霖搞“满蒙独立”是条捷径，于是开始重视和支持张作霖。

1916年10月，力主支持张作霖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寺内鉴于前任内阁大限重信采取赤裸裸的侵华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复辟叛乱，毫无成效，只能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因而决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侵略中国。对于北京政府，他决定以大借款的方式，攫取中国的权益，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在东北，寺内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推行日本的“大满鲜主义”。

张作霖对于他的老相识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曾对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势所难免”,“我力避投入政争漩涡，一意和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并请菊池“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①此后，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显著加强。到1917年，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张作霖已握有第27、28、29三个师的兵权。1918年又增编了1个师和6个混成旅，并将势力扩张到吉林、黑龙江地区。张作霖夺取东北霸权的每一步骤，都与日本政府研究并取得其支持，特别是在和冯德麟、孟恩远的斗争中，也是在日本赞助、支持下取胜的。

为了独霸东北，张作霖在独揽奉天省大权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即着手兼并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他首先趁黑龙江军阀内部争权之乱，拉拢争斗双方，运用“分而治之”的手法最终收回了黑龙江军政大权。

在黑龙江得手后，张作霖立即向吉林插手。此时，1918年9月，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但是，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吉林苦心经营十余年，资格比张作霖还老。要想驱走孟恩远谈何容易。

老于权谋、工于心计的张作霖先是收买北京的吉林省议员控告孟恩远参加“张勋复辟”,要求罢免其督军一职，后遭到孟恩远激烈反抗而未果。于是，张作霖再次唆使吉林民众向当时的国务院写控告信，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之八大罪状，再次要求罢免孟恩远之督军职位。北京政府即调其来京任职，孟恩远不肯，并以会发生兵变为由拒受任职。张作霖见软的不行，立即调动军队，派第27师、第29师攻打吉林。张作霖迫切要求扩张地盘，拿下吉林。但吉军高士傧等绝不示弱，他们在长春组织司令部，以高俊峰为前敌司令，将吉军集中到吉长一带积极备战。奉、吉间的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张作霖，在长春制造了“宽城子事件”。

宽城子是长春的旧名，地处长春北部。吉军的一个团驻宽城子迤北，禁止行人通过。1919年7月19日下午，长春车站的日本职员船津，不顾吉军哨兵的阻拦，强行通过驻军营地，且破口大骂中国人为支那病夫，引起吉军士兵的愤怒，被众兵暴打一通。事后，船津立即奔赴长春日本兵营求援，日军马上开到吉军营地，接着日本从公主岭、铁岭等地调来大批军队，与吉军挑起军事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日本即以此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要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都遣出15公里以外，待“督军问题解决后”(指免去孟恩远吉林督军职务)才能复原。在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压力下，吉军被迫撤出长春。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后，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在亲日派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命令”中指出：“高士傧擅将军队集中于长春附近，致激起重大事故，应追究责任，将高士傧免职，其一切事务委交张作霖处理”。“(对)孟恩远应问不能严守军规之罪，其督军事务可移交鲍贵卿，径来北京”。但高士傧不服，继续顽抗。然而他的队伍由于日军干涉和奉军的围攻，加之其部下已被张作霖收买，所以不得不在孟恩远的劝阻下停止抵抗。孟恩远用长途电话向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吉林政权。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说服高士傧了。”张作霖接电话后喜出望外，在确保孟、高两人生命与财产安全后，两人离开了吉林。

就这样，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夺取了吉林的军政大权，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这时，张作霖已经成为握有重兵、雄踞一方的大军阀。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腾出手来再次回转东方，进行扩张，因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中国的争夺加剧。在它们的策动下，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绝。当时，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和西南的军阀，和日本支持下的皖系军阀相抗衡，矛盾重重，直 至大打出手。

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张作霖不甘心孤悬于关外，其趋兵关内、问鼎中原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在日本的支持下，从1920年起，张作霖率军人关参加军阀混战，先利用直皖军阀混战，渔翁得利，捞取军火，扩张势力范围;接着与直系军阀争霸北京政权，先败后胜，打了两次大战，最终在北京当上安国军大元帅。

1921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打响。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准备了一年，出兵近二十万，不料开仗七天便一败涂地。其实奉军的兵力、装备并不亚于直军，但由于“绿林”式的奉军，素质甚差，缺乏训练，加上指挥失误，不到一周即告失败。于是张作霖退回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整军经武运动。

张作霖的整军备战，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日本不但派很多军事顾问为奉张整训军队，而且在武器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援。1922年10月，张作霖以100万元购得日本存于海参崴的军械、子弹(内有步枪2万枝以及炮弹、炸弹、飞机等)。1923年2月，日本把购自意大利的军械(步枪13000枝、炸弹800颗、大炮12尊)转卖给张作霖;同年8月，

日本又以价值368万元的军械(2万2千件)运入奉天省城;等等。日本帝国主义感到直接供给张作霖军火武器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和中国人民的抗议，又采取助张自办兵工厂的办法，来满足张作霖日益增长的军火需要。日本外务大臣在给驻中国公使芳泽的指示中指出：“关于供给武器一节，限于列国关于禁止供给中国武器协定的继续存在，日本政府不能只限于考虑满足张作霖的要求，倒不如使其设立兵器制造所以求自给。”于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对东三省的兵工厂大加扩建，投资数十万元。在扩建时，他委托日本大仓组施工，主要机器均购自日本，并聘日籍工程师数名担任设计指导工作。因此，东北的兵工厂规模较前扩大数倍，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成为张作霖发动战争的重要武器来源。

为了支持张作霖，1924年5月，日本政府在制定的“对支那政策纲领”中，曾作了如下的强调，其中指出：“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

靠着日本的大力扶持，经过整顿和训练，奉军实力剧增，军队素质和战斗力也提高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奉军共有步兵27个旅，骑兵5个旅。炮兵在改编时，只有山、野炮4个团及重炮1个营，以后扩编为2个炮兵独立旅和1个重炮团，并将各师、旅之炮兵团或营加以补充、更换，计有炮兵十个团左右，总计全部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

除整顿和充实陆军之外，张作霖又竭力筹建空军。直皖战争后，奉军接收了段祺瑞的几架飞机，于1921年1月设立航空处，派参谋长乔庚云为处长，就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场地修建飞机场，筑造厂房、仓库等，并开始招生，训练飞行人员。1923年，为了调整机构、加强领导，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同年3月，正式成立航空学校，作为训练航空人员的机构。航空学校直属总办，并由总办兼任校长。由国内外聘请教官十数人，开始训练工作。奉军向德国、意大利购买新式飞机多架，总计全部飞机约有二百五十至三百架，编成4个大队。至此，奉系军阀的东北空军，包括飞机、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至训练机构、教官等，已具有相当规模。这在全国各派军阀中是少见的。

与建立空军同时，张作霖又开始编练海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在京奉路山海关内外，均暴露在直系海军大炮射程之下，进退极为困难，深感无海军之苦。因此，张作霖决意筹设海军，在保安司令部内设航警处，并分别在哈尔滨和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海军军官，培养专门人才。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奉军拥有“镇海”、“威海”两舰，以后逐渐发展。东北海军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21艘，约三万二千二百吨，当时全国军舰只有42000吨，东北就占76.7%。东北海军官兵有3300人，当时全国海军约有五千四百人，东北军就占61%,可见东北海军的优势。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张作霖还大力扩建兵工厂。1923年，以总参谋长杨宇霆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任命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韩磷春(制炮专家)为厂长，把兵工厂的规模扩大了数倍。1922年春，东三省兵工厂成立初期，除利用奉天军械厂外，另选沈阳大东边门外空地，建立无烟药厂;后又设立工程处，建设造枪、造炮、炮弹三个厂;同时铺设铁轨、修筑站台，使火车直通厂内。1923年春，增建枪弹、炮弹工厂，所有机器均购自日本，并聘日籍工程师数名，担任设计指导工作。同年又增设机器厂、锅炉房、水塔、蒸汽、水道设备等。以后逐渐扩充，及至1928年，厂内有机器八千余部，自备发电机4部，并有各种检验仪器。此时，该厂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兵工厂之一·。东三省兵工厂扩建后，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每年能生产大炮(包括山炮、野炮、重炮等)约一百五十门、炮弹二十余万发，步枪六万余枝，枪弹1亿至1亿8千万粒，轻、重机枪1000挺以上，迫击炮的生产数量也很大。

此外，在交通、通信方面，张作霖也着手建设。一方面，在绥中、兴城、锦县、大窑沟等战略要地的铁路线上增修了待避线和给水、给煤等设备;一方面，又在各军集中地之间修筑了公路。电讯设备除了各军皆

设有与后方总司令部直接联络之电讯线路外，并在沈阳、哈尔滨、锦县等地建立了无线电台，在各军设无线电通信班。

综上可见，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进行军阀战争和称霸全国，而进行的整军备战的规模是相当浩大的。这是与日本的援助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和维护，他在东北的“自治”和整军备战是难以实现的。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终于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的胜利，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和美、英帝国主义争夺侵华霸权的斗争中，又一度占了上风。奉系军阀势力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再一次伸入关内。奉军战胜后，张作霖背弃了原先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了关内，并以武力为后盾，再次插手北京政权。1925年年初，奉军大举入关，迅速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6月，奉系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上海。

总起来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之所以能够取胜，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奉军在战前大力整军备战和孙中山在南方对直军的牵制，特别是冯玉祥的临战倒戈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更应看到的是：这次奉张的取胜，是和日本的援助分不开的，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前和战争进行中的种种支持，张作霖是难以取胜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虽表面上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却给奉张以很大支援。特别是日本的军部和右翼集团，在这次战争中，叫嚣支援张作霖的呼声最高。1924年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之议员发表宣言说：“中国政局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①10月10日，日本军入、政党组织了“对支国民大会”,督促日本政府以实力援助张作霖。日本军部动员财阀和政党中的一部分力量援助了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不

但向山海关派来了军事顾问团，日本侵略分子还不断为张作霖提供军事情报，并有日军直接参加了奉军的作战。在战斗“最激烈之际，奉方子弹忽告紧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20万发。……当时张学良非常着急，一面购买大批纸制鞭炮送往第一线，以代替子弹;一面召集郭松龄等重要将领开会。张说：‘我去奉天向大帅要子弹，如一周不回，咱们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匪’。……幸好一周之后，张学良返回前方，带来了日本供给的步枪、机枪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收到这些弹药之后，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而突破直军阵地”。

1925年，孙传芳、吴佩孚卷土重来，组织了五省联军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再次退回关外。同年冬，张作霖手下参谋长郭松龄与冯玉祥暗通谋反，郭松龄的部队都是奉系的精锐之师，因此，初期郭松龄进兵顺利，张作霖被打得措手不及。12月5日，郭松龄攻占了锦州，张 作霖的统治危在旦夕。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悍然出兵干涉。日本除从朝鲜增调一部分军队到东北外，又派斋藤少将率一个混成旅团参战，日军侦察队还切断了郭军指挥部与前线部队的联系。由于日军的干涉，张作霖终于打败了谋反的郭松龄军队。1926年年初，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再次驱走了冯玉祥，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权。1927年6月，奉系军阀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作霖升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实 际上，大元帅就是当时的大总统了。“张大帅”之名也由此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