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插上井冈山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过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一个老兵，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重温这段历史，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回顾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武汉出发，到起义部队把红旗插上井冈山，可以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五道难关。
(一)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白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而遭到了失败。当时我在湖南华容县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革命武装，坚持革命，将一些地、县委和农会干部调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我就是在这时调到警卫团，编在五连(千部连)。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第二次北伐回师武汉后由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扩编的，它也叫张发奎二方面军警卫团。这个团的领导卢德铭、辛焕文等同志和营连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士兵由于我党的影响，都倾向革命。警卫团在张发奎的眼中是一支不可靠的部队，我们对张发奎也是保持警惕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深夜，团长接到两个不同的命令：一个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来的，要我们星夜开赴九江;一个是我党从南昌来的，要我们尽快开往南昌。团长 卢德铭同志召集团指导员辛焕文同志和参谋长韩浚开会，果断地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为了迷惑敌人，出发时打着开往九江的旗号。
从武汉出发就不容易，能不能让你出发，让你把部队安全拉走，就是个大问题。因为匡民政府警卫团目标很大，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下的武汉，要脱离张发奎的指挥，公开走上革命道路，这一步是极为重要的。
记得八月二日夜晚，部队突然集合出发，我们看到团长卢德铭同志面色严肃心情沉重，大家都盘算着大概有什么重要情况发生了。部队先派出一艘侦察船，然后全团分乘两条大船沿江东下。经过一天行程到达黄石港，部队停止前进，团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时我们才明白了出发的真正意图，心情十分激动。都为这支部队脱离张发奎的指挥公开走向草命道路而高兴。
船到达黄石港后，侦察技告：张发奎在九江布防，不能通过，这样我们如果再去九江，一定会被张发奎缴械。于是决定在阳新县黄颡口上岸，采取强行军连夜向南昌前进。翻过儿宫山，到武宁县时，遇到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军，他们也是奉命去南吕参加暴动的，因没有赶到，行抵涂家埠附近时，就折 了回来。从他们那里得知，周恩来同志率领的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同时，张发奎闻警卫团半途登岸，直奔南昌，他派了两个团在涂家埠一带拦截。于是我们在武宁把部队编为第 、第二两个团的建制，到达奉新、靖安后，准备到章树和吉安之间偷渡赣江，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
当时，团长叫我带一个侦察组去靖江附近侦察靖江、樟树、吉安之间的敌惰，我们到了靖江附近，侦察到故人在赣汇也作了截击警卫团的推备。我回来向团长作了报告，团长决定放弃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暂时把部队带到江西、湖南、湖北结合部的修水、铜鼓一带，再向上级请示如何行动。这是第一关，这一关通不过就会被反动派缴械。当时，与我们同时出发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临出发时改为军官教导团，由卢德铭团长统一指挥)他们拒绝和我们一起登岸，结果行抵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幸而以后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成为广州暴动的主力。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关。回想起来，警卫团能够从武汉拉出来，党的领导、党员的作用是丁分重要的。我们团长卢德铭同志是有功的，他在关键时刻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带领部队走向新的遵路，不愧为我党优秀的党员。
(二)
我们到了修水后，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警卫团的行踪又被江西军阀朱培德发现了，他企图把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我们刚摆脱了张发奎的羁绊，当然不愿再受朱培德的束缚，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宜公开拒绝，为了保存部队站住脚，我们搞了缓兵之计，和敌人“谈判”拖延时问，同时也积极设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等待着中央的指示。
后来接到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同志的通知，要团长卢德铭和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三个人离开我们的部队去南昌起义的部队，理由是那里缺乏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他们三人因此离开部队，去武汉向党中央请示。他们找到在武汉主持屮央工作的向警予同志，警予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她说：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几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到湖南直接领导秋收起义。向警予同志最后指示他们：要赶快返回部队，带领千部参加秋收起义，就地扩充部队，抓农民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并指定卢德铭同志为总指挥，警卫团在卢德铭等同志走后，山副团长会洒度代理团长。
不久，我们得知由鄂南开来一支衣民革命武装，有一百多人， 是罗荣桓同志率领的，即派人和他们联系，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民军在修水山再镇召开会议，决定统一编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同志任副师长，秋收起义时即以这个师为基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第一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工衣义勇队为基础，加上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第四团是收编夏斗寅的残部，团长是邱国轩。卢德铭同志从中央返团后，任部队总指挥。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筹办司令部和团营连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卢德铭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大家心中有了主心骨，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振奋，磨刀擦枪，紧张地进行着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伟大革命风暴的到来。
(三)
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于九月初从长沙经株州赶到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重要会议，正式成立了有各方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对起义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大致是：一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长寿街进攻平江。二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三团并力攻下浏阳。三团自铜鼓出发，沿东门、达茫一线直暹浏阳，与二团配合，南北夹击，夺取浏阳。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玫克长沙。起义时间根据湖幸省委的意见，决定在九月九日。会议的决定，写信告知了三团，并要他们通知第一团。会后，毛泽东同志去修水、铜鼓。途中，由于没有搞武装护送，在浏阳被民 留住了。方幸，由于毛泽东同志机智脱了险，及时到达三团驻地铜鼓。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这是震撼全中国的大事。那时，我们当中虽然不少人搞过衣民运动，有些还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培养出来的干部，政治质量相当好，但很多人是第一次拿起枪杆子，不会打仗。因此，起义后有几仗打得不好。
第一仗由我们一团打平江长寿街。长寿街是两省交界的要街，城很坚固，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把守。一团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得英勇，九月十日，拿下朱录厂，随即又古领了平江县龙门厂。正当我们向平江县进军的时候，改人在平江增兵一个团。这时，邱国轩叛变，在距长寿街十五里的金坪伏击我军，致使我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团长钟文璋也失踪了。第二仪由二团打浏阳，二团开始进攻萍乡未成，改攻老关，随即占领，又夺取了醴陵县城，后来敌人重兵反扑，二团主动撤出县城，乘机攻浏阳，打下浏阳后，由子团的主要领导人骄傲轻敌，没有及时撤离县城，敌人来了两个团突袭，我们的二团几乎全军覆没，教训很惨痛啊!第三仗，三团由铜鼓出发，白沙镇一仗，旗开得胜，接着又占领了东门市，当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后，敌新八军两个团向二图扑来，因敌众我寡被迫撤退。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经验，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挫折。挫折和暂时的失败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经验，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他于九月十四日晚上，在三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起义部队要到文家市集结。
(四)
文家市会师这是很重要的一关，这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作出的英明决策。起义部队九月十九日上午陆续到达文家市。文家市是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北较好的地方，群众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也立即开展群众工作，不少干部亲自提着白灰桶，到处刷写标语。下午，听杨立三同志喊：*长工，你来。润芝同志来了，他找你。”那时，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毛泽东同志为润芝同志或毛委员。在里仁学校里，我开始向他汇报。他问得很详细，如官长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们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有病的多不多?等等。
九月十九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的一个大教室里开会。这也是前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我和杨立三同志作为会坟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了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再打长沙; 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里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工，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
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后来叛变投敌，被蒋介石借故枪毙了，这是后话。
第二天一早，部队都集中到里仁学校操场上，倾听毛委员讲话。他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说：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了，我们也要变。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个合适的落 脚点，去当“山大王”。这次秋收暴动打了几个败仗，这算不了什么。万享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贺龙两把菜刀起了家，我们这么多枪还不能起家吗?……毛委员的话通俗易懂，使大家在困难之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记得后来我曾在江西《红色中华》上写文章说秋收起义我们打败了。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对我说：长工，虽然我们打了几个败仗，但我们还有千把人，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领导我们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开始向并冈山的伟大进军。从此中国革命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了不起的转折点，我们要感谢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只有他走在我们前头，全党的前头，解决了这个关系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木本”上没有的。过去巴黎公社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也在城市。十月革命是先建立苏维埃，后建设红军。我们则不同，是先建立红军，发展当中成立苏维埃。这个说来简单，来得不易呀，是多少烈士的鲜血，多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换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马列主义，谱写的崭新篇章。
(五)
在“引兵井冈”的途中，九月二十二日到达泸溪镇宿营。 第二天清展出发时，遭到了朱培德反动军队两个团和地主武装的伏出，部队损失了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同志为了掩护部 队转移，不幸牺牲。卢德铭同志是我党出色的军事干部，他的牺牲，使毛泽东同志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我们十分悲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水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同志在整编中着重办了三件事：一是整编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把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把战斗员和伤病员分开，精干了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对动摇不定的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愿走的发三元至五元路费，开证明允许离队，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在 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这是一项重要措施。这比北伐时期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是个很大的发展。“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作了错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和制裁。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创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那种官兵对立的关系，是我们军队无产阶级本质的体现。三鸿改编以后，我担任卫生队的党代表，专门收理病号和伤员，当时正赶上季节性的传染病，部队又整天打仗，住不安。吃不好。我们的生活苫得很，可是大家情绪很高，凭什么?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从三湾到宁冈县古城，走了不到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古城的文昌宫召开前故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 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中共宁冈其委的负责人。会议开了两犬，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我上午参加了半天会，下午接受侦察任务外出了，会议结论我没听到，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我们在井冈山莲立革命根据地，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 下，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家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毛泽东同志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送给他一百多支枪，和他交期友，并且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文才部队工作。又派我去做团结、争取王佐的工作，我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到工佐部队首先着手做中下层工作，后来又帮助他消灭了恶霸地主尹道一的武装，让王佐看到我们是真心实意帮助他解决问题，从而得到了王佐的信任。后来王松入了党。使王佐，袁义才都转变为好同志。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对待群众，广泛地争取切结群众，不仅使我们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吸收了许多营养。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这固然是毛泽东同志谦虚，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党和革命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产物。这里我有个小放事。井冈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非常厉害。地主武装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听了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很好，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于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后来就把这些作法总结为“敌进我退，改驻我扰，改疲我打，故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
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这是第五关，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于烧遍了全中国，取得了屮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七七年，我重到井冈山，真是百感交集。阿忆我们武汉警卫团，从武汉出发时将近三千人，现在不到十人了。那些同志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我们党、为人民的事业壮烈地牺牲了，贡献了他们可爱的青春!井冈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也都染上了革命烈士的鲜血。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啊!
